哥廷根游学记,德国学校为何大受欢迎

哥廷根游学记,德国学校为何大受欢迎

  原标题:刘康:哥廷根游学记

  柯马丁详述了欧美的汉学研究路径差异,以及东西方学术彼此面临的问题,并指出新的发展方向。

图片 1

  四月尚是仲春时节,携妻到德国游学,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再乘火车去哥廷根。四月中旬,德国大学开始春季学期,到七月中旬结束。我来哥廷根大学开一门为期一个月的研究生短期课程(block
seminar),实际只上了三周。但每次上课都是六个课时,从早上到下午,或从下午到晚上。这样压缩时间,是为了有空多走走,跟德国同行交流和四处旅行。德国大学的学期有点特别,除了学期的时间设置跟我熟悉的中美不同,且常开设这类短期压缩课程。在我之前,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葛兆光教授也来这里讲过课。

图片 2

欧洲大学Top50中有11所高校来自德国。德国高校表现日渐突出,原因几何?

  我除了上一门“中国特殊论:一个研究议程”的课,另一个目的,则是近距离了解德国的中国研究或汉学。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主任多米尼克·萨克森梅耶(Dominic
Sachsenmaier,中文名夏多明)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全球史学家,也曾是我在杜克大学多年的同事好友。他本是德国人,回到德国后,风生水起,已是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

  封面柯马丁像:李媛 绘

据THE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排行榜的编辑Phil
Baty分析,德国近年来学费不断下调,英语教学学科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英国喧嚣尘上的限制移民政策和昂贵的学费及生活费也让留学生们愈加感觉留英艰难。

  对于哥廷根,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记得季羡林先生有《留德十年》一书,回忆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在哥廷根大学的留学经历。季先生先读古印度梵文和吐火罗文博士,后又滞留下来做些亚洲图书资料整理工作。不过我之前从未读过他的书,这次来哥廷根后,才在网上下载了他的回忆录。小册子里面除了讲他如何刻苦,就是如何挨饿,再就是吃过什么难忘美食。这世界上大概有四五个人能懂远古时代印度的吐火罗文,季先生算一个。

  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开幕仪式上,笔者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他是德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Sinology)博士学位,主攻早期中国文本与文献。在美国研究任教多年,柯马丁详述了欧洲和美国的汉学研究路径差异,以及东西方学术彼此面临的问题,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德国大学以其严禁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日益受到留学生的青睐。事实上,德国本土亦有精英
大学之分,而且实行淘汰制,需经过多堂过审,而后确定最终名单。至今暂被确定的“精英”大学共12所,分别包括德国大学中最拔尖的学校—慕尼黑大学、慕尼
黑理工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科隆大学等。

图片 3图片源于界面


那么,这11所跻身欧洲大学Top50的德国高校究竟表现如何?小编带领大家逐一了解。

  跟哥廷根有渊源的中国现代名人,名头更响亮的是朱德。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朱德在哥廷根留过学。当年他在普朗克街的住所墙上,现在挂着德文的大理石铭牌,镌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的字样。这是一座幽静、典雅而古老的住宅。据说在哥廷根,由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说在柏林)。相比之下,当年穷学生季羡林的住所就逊色许多。我们这次先住在老城内的独栋别墅区,后来搬到外面稍远一些的明希豪森街公寓二十六号。中间隔了两个门的二十号,据说就是当年季先生的住所。公寓显然是重新修葺的,看不出年代沧桑的痕迹。是极普通的公寓楼,也没有大理石铭牌(似乎有过动议,为季立牌,但后来不了了之)。而哥廷根古老街道两旁的屋子上,是处处可见这样的名人铭牌的。歌德故居的对面就住着童话大王格林兄弟。他们在哥廷根写下的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家喻户晓。他俩又是为现代德语奠基的《德语大辞典》的编撰者和哥廷根大学著名教授,但这些就鲜为人知了。

  在介绍早期汉学的书籍中,我们会发现欧洲早期汉学家最先是传教士,后来有商人、探险家、情报人员,可以说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那么当下的特征是什么?

1。慕尼黑大学 (NO.10)

  以前听说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后来知道这说法不准确),也非常著名(这次了解的确如此)。哥廷根人口不到十二万,大学有三万二千学生。加上教职员工,差不多就是小城的多半居民了。

  柯马丁:你提到的是欧洲早期汉学传统的例子,后来汉学发展成了真正的学术课题和职业。但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也不是所有的汉学家一开始就从事学术工作,比如不少英美汉学大家是从二战中做翻译起步的,后来才成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现在西方的汉学研究一般集中在高校的东亚系和历史系,是专门学科,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然而即使有了这种发展,中国和海外的学术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异。很明显,我们有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同学科历史之间的差别,不同语言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之间的差别,对全球的中国研究现状的熟悉程度的差别,以及我们处理研究对象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别。

慕尼黑大学是国际领先的研究型大学,成就较高的学院主要有国民经济学院、企业经济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社会学学院、物理学院和化学学院等。

  一座城市, 一所大学,前前后后待过的人,让哥廷根充满故事,魅力无穷。

  老实说,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不管身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会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不幸的是,我们也常常陷入奇怪的叙事。在西方,有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坚持认为,为了理解一个国家(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人们不需要关于其文化的任何知识,只需要总体的、抽象的、普适性的理论模型即可。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极其不负责任。虽然这主要是社会科学的情况,但人文领域一样有理论的问题。人文学科的理论领域内,作为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我们似乎总是接受但很少给予。遗憾的是,在人文学科内,没有哪个重要理论范式是首先从中国研究里发展出来、然后应用于其他文明的研究的。因此,我们对中国文学下过的一切论断,不是仅限于中国文学,就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2015年QS世界排名综合位居世界第52位(德国第一),几乎所有文理社商专业都有上榜。物理学位居世界第13位,兽医学第25位,现代语言位居第27位。

  从法兰克福乘火车,穿了许多山洞,在起伏的绿色森林草场中,停在了小小的中世纪古城。从那一刻起,便喜欢上了哥廷根:古色古香的中世纪街道与建筑,活力四射的大学城(四面八方都是年轻人,来自世界各地),被鲜花和绿茵簇拥环抱。欧洲的大小城市去过不少,这是一座尤其让人舒心惬意,又令人激动的小城。

  另一方面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的叙事,即中国文化例外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这种叙事包含了一些观点,比如运用在研究其他文明上的方法和观念不适用于中国文明研究,学习中国古典文献的唯一途径是中国传统的方法……这也就暗示着,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做到最好。这种观念体现最强的领域是早期中国研究(early
China,自周至汉),我们面对的是许多新的出土文献。

慕尼黑大学以34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全球院校诺奖排名中排第13名。毕业生中不乏马克斯·普朗克、沃纳·海森堡、康拉德·阿登纳等著名科学家及政治家。

  城市旅游小册子(中文版)写道:“哥廷根,创造知识的城市。”市中心老市政厅前小小的牧鹅姑娘(Gänseliesel)铜像,出自格林童话故事。今天每个博士毕业,都要坐着随意搭起的小花车,由亲朋好友推到铜像前,爬过环绕的水池,轻吻牧鹅姑娘的脸颊,然后心满意足地喝起啤酒,相互祝贺。这便是一个城市的新传统了。我在大学屈指待了四十年,没参加过一次博士硕士毕业典礼(包括我自己的),这次在哥廷根,却跟一位偶遇的新晋生物学博士合影了一回。

  与此观念相关的是新信古派的出现,与其说它是学术观点,不如说它是政治观点。信古思维不仅要打败前辈疑古派的模式,也是要拒斥受到西方文本批判思潮影响的中国学术模式。新信古派背后是民族主义,他们要证明作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中国也有着优越的古老文化根基,坚持文化例外论,拒绝非中国模式的阐释方式。这样具有缺陷的叙事基本上有一种防线性的意味。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承认它有一定的价值和道理。比如,信古派对于之前的殖民主义框架下的非中国视角的历史书写略有纠偏作用。然而,真正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再次推动批判性思维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听从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对本国历史阐释权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批判理论之前。

2。海德堡大学 (NO.13)

  位于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在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间建置,是中世纪德国汉莎贸易联盟的成员。老城区许多教堂和古老建筑,均保持着中世纪遗风。最具特色的是桁架木屋。红瓦屋顶,由木桁条呈直角和斜线搭出房架,漆成黑色、深红色、深绿色、深褐色,间隔起雪白的墙面。木桁条屋檐部分,绘着五颜六色的圣经或民间故事图案,装饰着千奇百怪的人物或动物浮雕。一条条细长的巷子,铺着鹅卵石,两排鳞次栉比,高高低低,歪歪斜斜,都是这样的“费赫威克木屋”(Fachwerk,德语桁架木屋),煞是好看。哥廷根有一条以“黑熊酒肆”打头的小巷,全都是这样的木屋。而附近方圆五六十公里的五个中世纪小城均以小木屋举世闻名,现在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在现实中,我们根本不需要自设防线。人们时常忽略一种事实,那就是西方汉学家其实十分热衷于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并在国际舞台上论证其重要性。我的德国同事、慕尼黑大学的叶翰教授(Hans
van
Ess)曾经说过,汉学家的定义就是中国的朋友。对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来说,承认中华文明对于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性,也正是对我们自己职业的认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西方学界将欧洲之外的古代文明研究贬低为满足个人爱好的恋古癖,比如德国学界讥之为兰花学,以兰花美丽而无用。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利用这种诋毁,成功地挤掉了古代中国学研究的职业岗位,或是将这些岗位变成他们自己的。

海德堡大学是德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综合大学,向来是德国浪漫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象征,每年吸引大批外国学生和学者前来求学研究。

  汉莎联盟是中世纪最强大的欧洲贸易联盟,现在的德国汉莎航空即以此命名。中世纪的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但并不妨碍商业为其带来富庶与繁荣。这些有八九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现在依然是课堂、商铺和住宅,绝非供游客远远观望的景点。就这样,历史和生命被不断延续,几百年光阴依旧。但生活在老城里的人,却是今天最时尚的一群。在德国和欧洲许多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居住,我常常感受到生命被拉长了许多。而这种感觉,在中美两国是完全没有的——美国的历史太短,而中国的上下几千年只能在书本和博物馆里找寻。

  这真是一派胡言,但很不幸,它获得了成功。结果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比如德国学院里就不再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职。我作为德国人,对此深感羞愧,因为歌德早在1827年就说过:民族文学现在已是无意义的术语;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努力加快它的到来。众所周知,歌德是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后说了这番话,他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了与他熟悉的欧洲文学的许多相似点。那么对中国和西方来说,我们都是世界公民,重新受到歌德两百年前发出的世界文学的召唤。我们应拒绝无知的政治。

建校之初即设有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大经典科系。直至1890年,自然科学系才成为第五个独立科系。现今海德堡大学发展为12个学院,分为大学部、
研究所与博士后研究。目前设有美国语言学、德语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生物科学、化学、基督教与文化、计算机语言学、经济学、欧
洲艺术史等学科。

  哥廷根大学创建于一七三七年,相比一三八六年建立的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一四〇九年的莱比锡大学、一四七二年的慕尼黑大学等,还不能进入最古老大学之列,虽说也算是老资格了。现在大学全名是“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其创始人乃是同时担任英国国王及汉诺威王国选帝侯的乔治-奥古斯都二世。乔治二世按照当时启蒙运动的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念,创立了这所大学。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启蒙与自由理念引领下的哥廷根大学,是欧洲熠熠闪光的顶级大学之一。欧洲王公贵胄之间多有联姻与血缘家族关系,乔治二世同时拥有英国和汉诺威(现代德国疆域内的一度强大的封建诸侯国)元首的双重身份,在欧洲人眼中并不稀罕。但二次世界大战中,哥廷根逃脱了英美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安然无损,据说是托福于多年前的英国血脉。

  但同时,我们也应拒绝文化例外论的政治。我们要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外国汉学家是无法通过推销中国文化例外论而使古代中国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一分子。那些认为我们无法从其他文明的研究中学习的人,应该明白这样的论调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也意味着中国研究对其他领域没有贡献。在中国之外,这将意味着汉学自身的终点。

海德堡大学在各学科领域内均有大量杰出校友,如神经外科专家卡尔·冯·巴赫曼,物理化学学科奠基人吉布斯,音乐家舒曼,哲学家黑格尔和社会学家韦伯。

  话说回来,国王再开明,也免不了自由派教授们(“哥廷根七君子”,包括格林兄弟),在一八三七年大学创立百年时,因抗议新国王违宪而被学校当局辞退。当然,德国当时正处于动荡不定的时代。后来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八三三年前后正在哥廷根大学读本科。俾斯麦是出名的调皮捣蛋的学生。在校长办公大楼三楼的“学生监狱”(惩戒禁闭室)墙上还留着他被关禁闭无聊时留下的涂鸦(当然还有西门子家族创始人的作品)。俾斯麦后来被校警勒令迁出城外。老城围墙边上孤零零的“俾斯麦小屋”,现在是哥廷根的一个著名景点。

3。柏林洪堡大学 (NO.15)

  哥廷根大学有近三百年历史,历经岁月沧桑。所幸受政治气候变化影响甚少,始终延续着“启蒙理性”“学术自由”两大传统。这所大学迄今培养了四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城市各个角落(城市也就是校园,融为一体)有许多大科学家的铜像。数学家高斯和物理学家韦伯,一八三三年在哥廷根小城的两端,实验发送了世界上的第一封电报。当年的两个发收报机被装进玻璃柜,成为纪念碑,镌刻着德、英、西、俄、法、中、日文,讲述世界乃一家的故事。

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洪堡大学是德国首都柏林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该校依据创校者洪堡“研究教学合一”的精神而创立,致力于学生人文等多方面综合素养的培养。

  当然还有普朗克,安眠在哥廷根墓园。创建量子力学的普朗克与创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家、思想家,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读英文系,翘课去听哲学系夏基松老师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课。头回听说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等,不仅改变了对自然的认识,也改变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我作为一个文科生,从夏老师那儿明白了文科、理科相通的道理,尤其是在思考与认知上,两者不可或缺。这些思想家、科学家,跟高斯、韦伯一道,如今都长眠在哥廷根校园的公园墓地里。每天都有大学师生,欢声笑语,热烈讨论,围坐在公园草坪的墓碑旁,伴随着先贤,与他们随时随地对话。这也是让我感觉生命被拉长的另一个情境。夏基松教授今年初在杭州去世,享年九十有三。他当年的大课,人满为患。希望他地下有知,当年南大英文系的小子,几十年后会在哥廷根继续寻找他思想的足迹。

该校现设有11个专业学院以及各种中心研究所,该校的医学系是欧洲最大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文化、人类医学、农业、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还设有全德惟一开设的学科——社会性科学。

  我每天绕着林荫蓊郁的古城墙散步一圈。不到一小时,就转到了东亚系和东亚研究所。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都曾在此任教。著名诗人海涅、欧洲议会主席舒曼都曾就读过柏林大学。洪堡大学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如中央大学老校长罗家伦、气象学家吕炯章、历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韩儒林以及周恩来、温朋汉等等。

  推开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的办公室,主人迎面走来,握住我的手,用流畅动听的中文,很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他着一身浅赭色棉麻对襟唐装,光头,脸也刮得很光,乍一看,似禅宗一派游方僧人。二〇〇〇年施耐德去荷兰莱顿大学做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而此前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那儿做过三个月短期研究员。“失之交臂。”他笑道。话匣子就此打开。他在莱顿的学生、深圳大学外语学院的张晓红教授告诉我,那时候他满头金发,一部浓密的络腮胡,一身牛仔打扮。二〇〇九年,施耐德回德国,来到哥廷根。他身负重任,要重建几乎解体的东亚研究。不到十年光景,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研究已成为一方重镇。

4。慕尼黑理工大学 (NO.16)

  “我们虽然叫东亚系,却没有日本和韩国研究,只做中国。”他解释说,一边用精致的茶具泡一壶台湾冻顶乌龙,“太太来自台湾,亲戚送的茶,很不错的。”

慕尼黑理工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人称之为稳定的“诺贝尔奖制造工厂”,迄今已培养出20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该校也是“柴油机之父”狄塞尔、“制冷机之父”林德、“流体力学之父”普朗、文豪托马斯·曼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及社会名人的母校。

  我问:“我听说,今天德国汉学研究的排行,大致上是海德堡、柏林自由大学、哥廷根三强。这个说法,
你同意吗?”他颔首微笑道:“当然还有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也做得很好。”

其系科设置主要为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另外还设有医学院以及慕尼黑德意志心脏研究
中心、体育科学院、土地规划与环境科学中心。这些系科的结合使得慕尼黑理工大学享有在欧洲众多大学的独特优势。德国科研联合会(DFG)在该校建立了12
个研究站点,其中很多研究项目世界闻名。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叫汉学?”我不等他回答便道出自己的疑惑,
因为在美国大学里“汉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与“中国研究”(现代中国政经社会研究)不是一回事。在美国,文史哲学科内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即“汉学”(Sinology),早已式微,只有几个常春藤私校还保留着几个席位。譬如“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这类系科名称,在以人文保守著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早就被替换成“东亚语言文化研究”了。而产生于一九四九年,作为冷战时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分支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更偏向社会科学的政治、社会、经济与国际关系,聚焦当代中国。

慕尼黑理工大学十分重视扎实的基础教育,其科研人员以最高水准从事研究工作,并将科研成果直接融入教学。由于卓越的科研,高质量的教学,以及与企业紧密联系的实践优势,慕尼黑理工大学于2009年获得了德国基金会颁发的德国“优秀教学”最高奖。

  施耐德回答,他们要建立的是现代汉学(Modern
Sinology)。他说,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一流的汉语语言教学。这点我确信无疑,我接触的东亚系德国学生,汉语都很流利。我也听说哥廷根大学的汉语教学几近严酷,把德国人的严谨与严厉发挥到极致。但施耐德说,一流的汉语不仅仅是口语,而是要强调书面语,包括文言文。没有文字的深厚功力,汉学无从谈起。我表示理解。强调文言文的水准,显示了现代汉学与传统汉学的对接。他点头,接着跟我议论了一大段语言文字的话题。

5。柏林自由大学 (NO.26)

  “好的中文都是文白相间。”他说。中国学术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文章写得很漂亮、优雅,都是有文言功底的。接着列举了几个当代学者的文笔,如王汎森、葛兆光、许纪霖等。施耐德的博士论文研究傅斯年与陈寅恪,说起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亦如数家珍。我连连点头,真心佩服他的高论。我这代许多“文革”中长大的人,对中国古典的了解,几近文盲。我是学英文出身的,国学底子一片空白。糟糕的是,自己从未认真反思过这种文化上的匮乏。现在要靠老外来提醒我这点,的确振聋发聩。

柏林自由大学是德国首都规模最大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也是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著名高校之一。在洪堡基金会的Humboldt
Rankings
上多次名列全国第一,艺术、人文和社科第一,生命科学也位居全德前列。

  第二个特点是,汉学研究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他说的专业(discipline),是指语言之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史哲等。学汉学,一定要对其中某个学科学有专攻,唯此方能视野开阔,不囿于汉学小圈圈。我深表赞同。就专业而论,许多人耗费了极大时间精力学习一种外语,却无暇了解某个学科的专门知识。最后做学问时,只好不求甚解地肤浅挪用其他专业的理论。我自己就是学外语出身的,对此有切身体验。尤其是汉学,其研究对象即中国本身,在现代世界中,排他性颇重。汉语又极难学,与大多数欧亚语言完全不通约。因此汉学这个很小很小的小圈子,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也具有某种排他性。

该校教学和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系是最大院系,还拥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众多的“小专业”,比如犹太研究学、戏剧学,媒体研究和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等均备受欢迎。

  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三十多年前写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英文原书名并无“中国中心观”一词: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原文副标题直译是“美国关于晚近中国的历史写作”),引起了汉学圈小小的争论(当然传到人口数量巨大的中国,这个争论也就被极度放大了)。柯文的意思是,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的汉学范式需要修正,不妨对以“中国中心论”。学者本不该耸人听闻,故多年后,柯文也不断在修正他的说法。按中国学者雷颐(也是柯文著作的一位译者)的看法,柯文其实真正推崇的是一种跨国界的视野,“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观’”(雷颐《批判精神的内化:〈在中国发现历史〉新版序》)。

在自由大学进修的学者、学生非常受益于柏林丰富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和图书馆。每年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和休闲活动。

  施耐德认为,新汉学或现代汉学的重点,是“关注几百年来含中国在内的全球融合的过程(global
process of integration)”,
这句话他是用英文来表述的。我以为这是在进一步发扬要有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这一特色,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希望,汉学研究能够摈弃排他性,为他的现代汉学建构愿景画龙点睛,跟柯文的旨趣相通。其实他在哥廷根的十年建树,愿景已经成为现实。哥廷根汉学研究现有四大教授,以他为首(最近他已经担任“校领导”去了)。另有汉语言教学专家古德教授(Andreas
Guder),中国现代经济与社会学专家伊顿教授(Sarah
Eaton),中国近现代史与全球史专家多米尼克,涵盖了语言、历史与政治经济诸领域。

6。蒂宾根大学 (NO.30)

  施耐德依然叹气。哥廷根没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更缺少研究古代中国的专家。“因为缺钱”,他说得直截了当。又接着说,德国现在大概有四万个文科教授,研究中国的不到一百人。德国起码要有两千个教授来研究中国。即便如此,也才占文科教授的百分之五,对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依然不够!这才是他的宏伟愿景。祝他好运!

蒂宾根大学位于德国蒂宾根,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享有盛名。所在城市蒂宾根是德国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以致人们常说,蒂宾根没有大学,它本身就是一座大学。

  四大教授之一的女教授莎拉·伊顿是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在哥廷根大学担纲当代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任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她相当年轻,是一位金发知性美女。二〇一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德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我们用英文交流,聊得十分畅快。二人的语速都快,不知不觉中聊了两个多钟头,意犹未尽。本想多听她讲德国和欧洲汉学的特色,后来回想起来,原来我们大多时间,都是在议论北美的中国研究,尤其是政治学圈子的事。她对我这些年做的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全球民意调查很感兴趣,她自己也有若干民调项目。莎拉近期关注中国大型国企的动向,从政治学、经济学角度,更多是比较政治学角度,研究日本、韩国大型家族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比较中、日、韩的异同。

该校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与广泛的文献资料,在科研领域里取得了很大成就。该校自成立以后,其图书馆和档案馆就负责收集各类科技文献资料和重要历史文件。大学图书馆不仅向校内人员同时也向校外公众开放。其馆藏300万册,其中包括9000册期刊杂志。

  德国大学是高度国际化的。萨拉以英文授课,其专业与关系网依然是以北美为基础,现在贯连了欧美,她真正体现了施耐德的有专业背景、全球融合的哥廷根现代汉学特征。

时至今日,这座大学已有5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不少学者,如天文学家开普勒,哲学家黑格尔、谢林,诗人荷尔德林、乌兰德都曾在蒂宾根求学。

  我的老朋友多米尼克也是如此。他是德国人,却在哈佛、杜克等大学任教十多年,现在还有德国、美国两本护照。所以他常说自己也是美国人(据说德国有双重国籍的人数甚少)。多米尼克是个两米多高的大个子,走路永远如风,说话永远激情,面色永远红润。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在哥廷根这段日子里,跟他经常见面,无所不谈。他多次把我夫妇请到家中相聚。尤其是四五月时节,德国特有的白芦笋上市,对于热爱健康食品的德国人来讲是件大事。多米尼克忙请我们去他家共享。他很重情谊,来哥廷根才两三年时间,已有不少来自杜克大学的同事朋友光顾过他家了。

7。弗莱堡大学 (NO.34)

  多米尼克家在老城幽静的高档住宅区,跟朱德故居为邻,有很大的院子,五月里鲜花锦簇,阳光明媚。晚上九点多,天空依然明亮。他的研究生和其他同事经常在他家后院里上课、喝酒,直到夜深。大儿子伊梅尔和小儿子阿伯特相差一岁多。多米尼克在上课时,一对三四岁的小哥俩就在院里草坪上打滚撒欢。阿伯特“咚咚咚”跑一阵,就钻到多米尼克怀里撒娇发嗲。当爹的则爱抚着小儿子柔软曲卷的金发,一边继续跟我们聊着戊戌变法和上海的租界之类的话题。草坪鹅黄嫩绿,庭院树荫浓郁,阳光斑驳,父子情深,真是一幅美妙的油画。多米尼克的太太芙罗拉(Flora)是阿尔巴尼亚美女,也在大学教书。跟我们聊起多年前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友谊,总有讲不完的话。

弗莱堡大学是德国政府资助的九所精英大学之一,也是一座和城市建筑完美结合、没有围墙的传统大学。位于法德、瑞德边界的弗莱堡大学非常国际化,有相当多的国际学生,提供许多英文授课的课程。外国学生占总数的60%,分别来自120多个国家。

  年富力强的多米尼克非常活跃。他担任许多学术和社会职务,主持和参与着许多几百万欧元的大型研究项目。他治全球史,重心是中国,因此足迹遍全球,朋友遍天下。这也归功于他开朗豪放、热情好客的性格。他也让我好好见识了一下德国大学教授的显赫地位。在德国大学系统里,教授数量屈指可数(欧洲各国的情况大致相似)。哥廷根大学的东亚系有四大教授。德国每个教授身边,都有若干个讲师、研究助理(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直译是科研项目助理,译成英文的lecturer,或assistant
professor,都无定论),再带几个博士后,指导几个博士生,一群硕士,等等,俨然是一个团队首领。跟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渐进式台阶相比,更显得等级森严。当然多米尼克在美国待过多年,对他手下的团队成员,毫无架子。我过去津津有味地读歌德的“成长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但依然对脱胎于中世纪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缺少感性认识。今天在德国教授制度那里,依稀可辨。

该校法学、医学、哲学和林学都是值得骄傲的领先学科。而经济系则诞生了著名的弗莱堡学派,对德国战后经济复苏起了指导作用。2002年开始,开办IMP项目招收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共设有金融学、网络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三个专业。

  多米尼克常常提及,最近十五至二十年间,也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是德国的中国研究的黄金时代。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从传统的汉学研究中转型,重心转到现当代中国,也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研究受到关注。德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基本都有两个以上的学科专业。除中国研究外,多米尼克自己就是历史系全球史专业的领军人。

这里出过不少有名的文化人物,比如小说家埃米尔·斯特劳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道丁格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冯海伊克、文学家莱因霍尔德·希莱德尔以及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

  首先,多米尼克强调德国跟中国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联。德国是西方国家的产业大国。无论是奔驰、大众的汽车,还是西门子、博世的电器,以及德国许多高科技产品,中国都有最大的市场。德国的学术基金会许多来自大企业。德国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基本由各联邦州(Bundesland)提供经费。各联邦州富裕程度,对大学有重大影响。大众汽车公司总部及最大生产线是下萨克森州的经济支柱,下萨克森州乃是德国第二大州(巴伐利亚州第一),是德国最富裕的几个州之一。作为该州规模最大的大学,哥廷根大学跟中国高校交往密切,跟南京大学多年前建立友好学校关系,彼此来往频仍(多米尼克1995年曾在南京大学留学)。

8。波恩大学 (NO.39)

  第二,德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地位,使得德国更具有全球视野。我目前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特殊论”,常常跟多米尼克讨论是否有“德国特殊论”的话题。我以为,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乃是驭现代普世论而称霸全球的“世界秩序”之支撑。但回顾二十世纪世界史,也不可忽视德国的“特殊道路”(Sonderweg,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德国在世界历史作用的争论)等问题。多米尼克认为,
并不存在类似美苏的什么“德国特殊论”。当然,今天在世界上,德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地位依然首屈一指。八千二百万人口的德国是欧洲第一大国,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其人均GDP为五万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十七。之前的二十六国,除了排名第二十的美国,全都是小国,其国际影响自然有限。不过背负着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历史包袱,德国从上到下似乎都感受不到“大国使命”之类的野心。但德国今天的道义感、责任心,却让世界瞩目。主要还是因为战后七十多年来,德国浴火重生。按自由市场、依法治国、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仅实现了统一,也重塑了现代民主社会模式。

波恩大学是德国一所公立大学,也是欧洲大学联盟成员之一,是一所极具传统意识的研究型大学。该校并非是校园式大学,而是各个建筑分布于整个城市内。大学主楼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莱茵河,该地区分布着一些现代建筑如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院等。

  第三,从思想史、政治史角度,德国对于中国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多年来研究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的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来自德国。无论从思想、意识形态还是政治而言,我以为德国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虽然这种影响往往是扭曲的,拐了多道弯的,如马克思的学说进入中国,首先是通过日本的转译。

学校现有8个学院,即:基督教神学院、天主教神学院、法律经济学院、医学院、哲学院、数学自然科学学院、农学院和教育学院。另外设有十几个各类校直属研究机构,如考古研究所、语言实验中心、天文学研究中心等等。

  我们也经常聊起美国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人文领域的文史哲学科。美国人文学科今天流行的学术范式是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尤其是指曾经被政治殖民(殖民主义)、经济殖民(新殖民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的心理与文化的殖民。目前中国研究也越来越被纳入后殖民主义、女权、解构主义的框架。如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正在被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强烈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新范式所取代,关注的是所谓“Chinese Diaspora”(中国大离散,
抄袭犹太人文化大离散概念的后殖民主义热词)。如今在美国做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言必称后殖民、解构主义。这种削足适履的话语,所幸尚未在德国和欧洲汉学界形成气候。德国的中国研究,人文与社科不同领域的交叉渗透和跨学科,不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推进着,关注的也都是中国在世界中的种种现实问题。

该校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14位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奖获得者,2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校友有诗人海涅,乐圣贝多芬,马克思、康德拉、尼采等等。

  负责中文教学的古德教授家居柏林,来回穿梭。我们只在晚宴上聚过一次,聊得不多。但饭桌上跟他的简短对话,却让我印象深刻。我问:对于完全不谙中文,或仅仅学过一点中文的政治学、经济学各行的欧美学者去研究中国课题,你怎么看?我以为,他会坚持语言是基础、是底线这个汉学家们的标准答复。但他答道:能懂中文最好。但懂不懂中文,不能成为一个门槛!我听后释然。越来越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欧美学者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他们的全球视野、专业功底,正是区域研究之分支的中国研究最为需要的。各种排他性的门槛、墙壁,但愿不要成为我们的障碍。

9。哥廷根大学 (NO.42)

  其实德国学者基本都具有流利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除德文外,都大量发表英文论文与专著,与国际学术界无缝隙交流。他们讲中文、读中文的水平高超。唯从未见到他们用中文写论文,在中国发表。其原因复杂,就不仅仅是学术圈的事了。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一所世界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位于德国西北部哥廷根市,因英王乔治二世创建而得名。

  多米尼克的硕士生柯里斯托夫(Christoph
Zimmer,我叫他小柯),刚刚被多米尼克录取为博士生与助教,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他热心给我们当导游,因为是历史专业,又在哥廷根读书很多年,所以把古城和大学的故事,给我们娓娓道来。后来我们指着某座楼房,把小柯讲的故事复述给多米尼克听。他兴奋地说,哪天一定让小柯好好给他导游一下!我妻在哥廷根期间,伤了左腿,小柯陪伴我们,来来回回去医院诊所。等待就医时,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是我们了解德国社会最好的老师。二十多岁的帅哥小柯,一口漂亮的中文。性格温和有礼,近两米的大个子,却轻声细语,微笑中透着腼腆。他曾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大学学拉丁文和哲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和英语,熟读拉丁文经典。又曾在台北、武汉留学。

建校之初以法学闻名于世,但让哥廷根大学成为世人瞩目的科学中心的是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被称为“最重要的数学家”高斯就于18世纪任教于此并开创了哥廷根学派。

  小柯现在研究的课题,是十七世纪在杭州活动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卫氏在杭州,一边传教一边做研究(多数耶稣会教士都是如此),专门研究满洲人与地域史。这位学者教士英年早逝,却赶上了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关头。一六一六年他两岁,努尔哈赤在满洲建立后金。二十年后皇太极改国号“大清”,一六四四年大清入关,取代汉族的明王朝。而在杭州传教的意大利人卫匡国,敏锐地感受到了北方强劲的风暴,见证了王朝变换。他留下许多文字,成了三百多年后的德国青年小柯的研究课题。

哥廷根大学名人辈出,蜚声世界。1737年建校至今,和该校相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达47人,位列德国第一,世界第十。校友遍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政要界,如海森堡、格林兄弟、海涅、叔本华、歌德、季羡林等。

  跟我们的儿女年纪相差无几的小柯,多以晚辈口吻与我们叙家常。他是一对龙凤胎中的哥哥,妹妹比他小两分钟。妹妹住在家乡小镇,离父母很近,在与比利时为邻的边境城市亚琛(Aachen)旁。“妹妹比我好很多,更能干,更优秀。”小柯幸福地微笑道。妹妹中专毕业,助产士专业,在家乡小镇开一间私人助产诊所,天天接生小天使,快乐无比。“也赚很多钱,”小柯补充道,“不像我,一直不赚钱,还要靠快要退休的爸爸妈妈补贴,很内疚。”
但德国福利极好,尤其是学生,不用交一分钱学费,乘公交和区间火车免费,医疗免费,等等,有许多优渥待遇。“不过现在我当上多米尼克教授的助理,开始赚一点钱了。”小柯说到此,很天真很开心地笑了。我们也跟他一道笑得很开心。他无疑是一位青年才俊,学术前程远大。但我们更为他平和、纯真的心态高兴。

10。曼海姆大学 (NO.46)

  小柯和他的同学与老师们,让我们走近哥廷根,感触这古老而青春的“创造知识之城”的脉动。

曼海姆大学是德国一所较年轻的大学。该校的企业经济学(即管理学)和国民经济学(即经济学)一直排名德国第一。曼海姆大学的曼海姆商学院是德国境内唯一获得世界三大权威认证机构AACSB
, AMBA和EQUIS认证的商学院。

  实习编辑:朱子发 责任编辑:赵润琰

曼海姆大学的所有专业都是通过与经济紧密结合从而在该领域表现不凡。特别是在管理、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曼海姆大学在众多学校排名、奖励、评比中都是德国最好大学之一。

11。亚琛工业大学 (NO.48)

亚琛工业大学是德国最负盛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也是世界顶尖理工科大学之一。该校理工科实力强劲,电子、机械制造、冶金工程方面一直名列德国第一,计算机、建筑、物理等学科也在德国大学排行榜上位列三甲。

欧洲机电一体化研究中心、爱立信德国总部、诺基亚德国分部、福特欧洲总部、三菱德国电子中心等高科技公司均设在亚琛,飞利浦、联合科技等也在亚琛建立了分部。

学校现设有数学信息和自然科学学院、建筑学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和信息技
术学院、文学院、经济学院、医学院等十大学院。设有近百个专业,这些专业都以理工硕士、文科硕士或国家统一测试结业。另有多种深造或补充专业课程、学位后
课程以及各种学习项目,为求学者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扫描二维码关注“国际学校家长圈”(ischoolQZ),掌握更多择校内幕

图片 4关注国际学校家长圈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