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中中原人民共和国出国留洋政策的嬗变与发展,他是海归中的非凡代表

  一、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曾选派了一批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赴苏联留学。但当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怎样的?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国家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我国何时开始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活动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查找起来就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本文选自《王辉耀》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党中央召唤全世界年轻中国学子及科学家回国工作。1949—1954年有1424人回到祖国,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

正是注意到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和不便,有着20余年出国留学研究经历的苗丹国经过几年的资料搜集和写作,一部150余万字的《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于2010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作为一位老人,走过98年的人生后,钱学森就这样平静的离去;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中国的海归杰出代表人物,钱学森的逝世却震动了中国知识界、中国海归群体。钱学森的离去更标志着以实现“强国梦”为特征的“第三代海归”时代的远去。

  二、公派留学生全部回国报效祖国

在书中,作者把新中国出国留学的历史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中国只能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和进修生,那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从1950~1965年的16年间派出的留学人员总数只有1.6万多人,平均每年仅约1000余人。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9年的30多年间,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指导下,我国出国留学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62万人,平均每年达到5.2万多人。据教育部的统计,仅200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已接近23万人。

钱学森是中国海归的杰出代表,也是第三代海归的强国梦的集中代表。同样作为海归和研究海归的人,我对钱先生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知道今天众多在各方面作出成就的海归人士都是在当年钱学森学成归国故事的激励下,在报效祖国和民族的精神感召下出国留学又学成归国的。这其中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当年美国人不放钱先生回中国,说他的能量能抵美国一个师。而他的回归,将中国的两弹一星技术提早了20年,就此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改变和决定了今天的世界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万多名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从1966~1978年,尽管前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曾一度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但从1972年起又恢复了自1964年开始执行的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尽管当时向西方派出的绝大多数留学生学习的是语言专业,却开启了新中国出国留学多元化的新阶段。据统计,从1972年~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从近代洋务运动为起始,中国知识份子的家国理想从来都绕不开独立、富强、民主三个关键词,而纵观中国海归的历史和命运正是其典型写照。从洋务到革命再到强国,海归知识分子都占有重要地位。我曾经在自己的《海归时代》一书中,将中国的海归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以容闳、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代留美幼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留法留日学生;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第三代留欧美学生;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四代留苏学生;当代留学生是第五代。

  三、新世纪交替迎来“海归”潮

有出国留学就必有学成归国。新中国最早的“留学回国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1949年12月6日,经当时的政务院批准,国家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还先后在北京、长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专门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并对经济困难者予以接济和补助。在新中国的感召之下,2000多名在外留学或讲学的学生及学者先后返回祖国。华罗庚、钱三强、李四光、钱学森、黄昆、赵忠尧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要知道,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的总数才有5600多人。

如果说洋务、革命是前两代留学时代的关键词,那么到了第三代,就是钱学森为代表的把“科技强国”作为留学要实现的梦想。这批留学生是在民国时期出国留学,在新中国初期回国的。他们多是在幼年时期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青年留学欧美,思想中兼具举东方的家国情怀和西方的独立自主。据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有5000余人,而50年代末回国人数达到2500人。新中国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有时候,我会想,当年我们这批第五代留学生在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走出国门时,被中国与欧美高度发达的社会差距所强烈震撼,而钱学森当年的震撼又是何其深刻?就是这种比较的深刻和接受先进文化的教育后,使他们比国内的知识份子更多了改变的迫切愿望和方式方法。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兴盛紧密结合,在他们的梦想中,已经独立的中国,“强国梦”一定是他们放弃舒适生活回国的重要动力。

  海归一词真正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回归时。1997年后的两、三年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补上了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2002年是海归潮的高峰年。这批“海归”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也带来了市场和观念。王志东、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丁磊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写了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神话。

第二次回国潮出现在60年代初期,50年代派往苏联和东欧的新中国留学人员相继完成学业,大批回国。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共派出8414名留学生,到1965年时,学成回国的已有7324人,占87.05%。加上出国进修生和实习生等,留学回国人员有1.5万多人。这批留学人员不仅回国率非常高,成才率也很高。30年后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在这批留学人员中,产生了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长及省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高级将领。

相信,历经欧风美雨洗礼的钱学森,骨子里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胸怀,有着近代知识分子“强国梦”的深切情怀。据说他历经艰辛从美国回国,就给父亲带了几双当时中国没有的尼龙袜子,还有就是满身心的“强国梦”。作为海归知识分子个体,钱学森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用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不仅仅是钱学森,两弹一星功臣23人有21位是第三代海归。他们书写了中国海归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第三代海归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国防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历史不可重来,很难想象若是他们没有选择归国,历史又将怎样?

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费出国潮之后,出国留学人员不能按期回国的现象日趋严重,国家也因此开始收紧自费和公派出国留学的政策,公派留学需签《出国留学协议书》,自费出国留学则增加了大学毕业后服务期的限制。几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成立了“留学基金委员会”,旨在规范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和公派出国留学生的选拔,同时取消了对自费留学的种种限制,并制定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在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或为国服务。“千人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应运而生。

当然,这些海归是人才,尤其钱学森这样的高端人才,他们的回归不仅源于内在的主动性,更有国家在制度层面的充分支持。钱学森在1955年能回国,与当时的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相关。可以想象,当年美国是极不情愿放走已经在导弹学界成名的钱学森的,但钱学森写在烟盒上的信能递交到周总理的面前,周总理的能亲自出面,中国以国家名义与美国交涉这些无疑从精神上增加了钱学森回国实现梦想的信心。回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牵头开展两弹一星研究。与他同其回国的还有赵忠尧、郭永怀等大批海归高端人才同样得到重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学森作为第三代海归知识分子能实现梦想,与国家制度的保障部无关联。

据官方统计,自1996年6月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派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从1996年的不足
2000人增至2009年的12769人。这期间,国家共选派出国留学人员78524人,应回国45553人,实际回国44555人,按期回国率平均为97.81%。而2009年度自费留学生回国的人数也超过了10万人。

今天,为中国开放带来互联网、风投等新经济方式,为中国改革带来新的思想观念的第五代海归,他们身上越来越少了民族家国的历史负担,更将实现个体价值作为回国创业的重要动力。个体的命运总与大时代密切关联,钱学森报效民族国家的崇高理想让人敬佩,而今天,年轻的海归们能在自由往来间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能因为祖国是中国而拥有更多国际机会,我想这正是钱学森当年为之努力的“强国梦”之一吧。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进入了繁荣发展期,在国家不断扩大派遣公派留学人员规模的同时,自费留学市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完善了教育涉外监管政策,定期发布留学预警信息,并加大了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愿钱老一路走好!

作者在本书中还用专门的章节汇总了新中国60年来有关出国留学政策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研究的成果,描述了广大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探讨留学政策中蕴含的需要梳理、解读、思考并展开讨论的诸多话题。

从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出国留学六十年》是迄今唯一一部比较详细地全面介绍和研究1949年到2009年期间,我国出国留学政策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生成与延续过程的专著,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的出版,为总结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国留学工作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出国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有益参考。(刘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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