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十大赌场排名:人心向背评论,安全条例

  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高效的立法速度足以证明立法解决国内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充分证明了民生问题的分量。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透视我国校车安全与发展

  简单对话

   
然而,就目前的讨论热点来看,媒体和社会大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所谓校车享有“特权”上:如对校车赋予优先通行、在消除违法行为的前提下先放行后处罚等“特权”,对于不避让校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500元以下的罚款。这些给予校车的“特权”,的确反映了有关部门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也是对于惨痛教训的积极应对,社会公众也对此高度关注,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孩子的关切,是一种制度的进步,更是观念的进步。

新华网北京4月10日电(新华社记者陈菲、杨维汉、邹伟)随着数起惨痛校车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校车安全”话题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思。一边是校车安全形势严峻,一边是迫切的农村校车需求。矛盾怎么化解,问题怎么解决……经过4个多月的紧急部署、起草、论证,国务院日前正式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为校车安全与发展开出“治病良方”。

  Q&A

   
但是,如果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校车特权这一问题上,则有一叶障目之嫌。校车制度能否落到实处,孩子的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界定清晰校车管理的权属问题,权利和义务明确,贯彻落实才会有保证。

提倡就近入学,发展公共交通,保障农村需求,体现共同责任……条例立足我国国情,着眼长远发展,抓住核心问题,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保障校车真正驶上“安全通道”。

  周洪宇(微博)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微博)(微博)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此次有关校车条例的制订,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主持颁布,体现了中央的权威性,对于各级政府贯彻落实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明确校车的责任主体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承担,把校车的事权下放给了地方,更是一大进步。眼下需要进一步落实的是具体部门在其中应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校车安全,牵涉到财政、教育、交通、质检、安监等多部门,任何一个环节有纰漏,校车管理都会出现问题。更何况我国地域广大,各地的经济、教育情况都有不同,以什么样的标准配备车辆,如何管理,恐怕需要各地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拿出相对应的措施来。

治理校车安全事故需“对症下药”

  早报记者 黄志强

   
另一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在其中的责任须界定明确,笔者以为不宜把过多的责任交给校方。原因在于作为教育机构,学校并没有交通行政管理方面的职权,对于校车的管理以及约束,显然不如权力机构来得有力。如果发生事故就找学校,那么学校可能倾向于取消校车,这在很多地方都已成为现实。应当设法减轻校方压力,这样更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推行。更何况,保障校车安全,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支出,这些钱,究竟是政府出、学校出,也应当明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校车看似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也反映了一个教育的问题。校车安全究竟是通过发展教育来解决,还是通过发展交通工具解决是立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简光洲 权义 卢雁 

   
以校车制度比较完备的美国为例,目前全美有超过47万辆的校车每天接送近2500万名的学生上下学。美国所有的校车和校车司机都归校车委员会管理,属于政府机关,那些司机也都属于公务员,相关的开支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支付。这值得我们参考。

条例出台前广泛征求过公众意见,大家也对引发校车事故的原因进行了深思:

  2011年11月,甘肃正宁校车事故,21人死亡;12月,江苏徐州丰县校车事故,13人死亡……在过去的一年里,校车事故和离去的儿童一次又一次刺激公众的神经。

分享到:

——近年来进行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一些地方在条件和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撤点并校,给校车安全埋下不少隐患。广大农村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乘坐机动车出行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交通资源的紧缺。

  正宁校车惨剧发生后不足一月,《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两会,“校车安全”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更多信息请访问:新浪中小学教育频道

——接送学生的车辆结构混杂,一些私人载客车辆甚至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三轮汽车都参与接送孩子。这些车辆安全状况差,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超员、超速、无牌无证等现象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长期关注校车安全,被网友称之为“周校车”。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周洪宇就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并得到相关部门回应。去年年底,他联系各界专家综合形成了《校车安全条例》(湖北专家立法建议稿)。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需求旺盛与资源匮乏矛盾凸显。但是,如果仅仅加大监管力度,依靠有关部门的一次次运动式整治,对“黑校车”一停了之、“黑幼儿园学校”一关了之,安全问题是解决了,孩子上学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长计议,事情的发展就可能面临“事故——整治——事故”的尴尬局面。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周洪宇表示,校车安全应遵循“儿童优先、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立法原则,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运行模式,他提出设立专门机构监管校车安全,并提醒说,校车的配备和条例的出台只是一个起点。

最终,条例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校车安全问题的总体思路:地方政府依法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交通风险。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需要的农村地区,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校车概念界定可以更严密

“因为校车是孩子们集中乘坐,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救能力差,对各种情况的反映能力不是很强,所以要强调就近入学,这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对确实需要乘坐汽车的学生,应该首先通过公共交通和客运班线来解决。”国务院法制办工交司司长赵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东方早报(微博):去年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各界意见。你认为该条例有什么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

赵晓光表示,条例对校车服务,提倡和支持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地区,而且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的交通安全。这样一个层次的考虑,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

  周洪宇:总的来看,《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立法宗旨明确,立法思路清晰,对涉及校车安全的主要问题都有涉及,注重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施步骤比较稳妥,问题考虑得比较全面。

对此,王敬波表示:“校车安全事故的出现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事故,而与教育制度和校车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从当前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校车安全问题的方法。”

  当然我们从民间的角度,从学者的角度觉得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是立法原则缺失,可以考虑在第一条“立法宗旨”之后,加上一条作为第二条,内容为“儿童优先、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分步实施”,这点明确后,条例后面各条有关政府职责的规定及其实施就有了总的依据。

专家指出,“发展校车服务,离不开政府支持,但应明确支持的对象和重点。从我国国情出发,城市应保障就近入学和以公共交通为主解决学生交通需求,需由政府给予必要支持的主要应当是农村地区为居住分散学生提供的校车服务。”

  其次,条例第二条关于校车概念的界定似乎不够科学严密,基本上是从外延去界定校车而不是从内涵上界定校车,如“本条例所称校车,是指依照本条例获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从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以下统称学校)的幼儿或者学生(以下统称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这其实是混淆了内涵与外延的区别,是从适用范围来界定校车而不是从校车的本质属性来界定校车。建议最好如此规定:“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校车是指按照国家校车标准设计,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校车生产厂家生产,专业驾驶人驾驶,负责接送中小学生及幼儿上下学的专用车辆。第四条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使用校车接送中小学生及幼儿上下学的适用于本条例。在过渡期内目前仍在使用的用于接送中小学生及幼儿上下学的机动车辆须经政府指定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运行。”这就从校车的本质属性角度、从内涵上严格规定了校车的含义,又照顾到目前一批未按校车标准生产但仍在运营的机动车辆的实际情况。此外,为鼓励民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购买专用校车,减少不安全因素,最好还应明确规定“国家对以非财政资金购置校车的教育机构给予政策性优惠”。

除了“坚固外壳”还要“制度严格”

  谁来为校车买单?

目前,我国很多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也在逐步对校车制度进行探索。浙江省德清县采用“财政投资、部门监管、市场运作、企业管理”来实施校车专用制度。此外,还有专业机构组建校车公司、政府购买服务的“无锡模式”,政府监管、财政补贴、规范社会车辆运营的“宣州模式”等。

  东方早报:关于对校车的投入,应该遵循怎样的模式?

这些地方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具体做法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用实实在在的投入和严格科学的监管来落实安全承诺。

  周洪宇:政府主导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建议稿里面提到要政府主导,国务院法制办《校车安全条例(草案)》也是这样提的。

资金投入是安全保障的前提。对此,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多渠道筹措校车经费的机制,并通过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鼓励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按照规定支持使用校车接送学生的服务。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校车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基层在落实上面有关政策的时候出现了偏差,既然如此,解决问题就有两种选择,要么政府合理布局,减少校车的需求,要么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提供校车。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建华说,解决校车安全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校车具有公益性,制造标准高,售价高,且运营时间短、里程少,人均运营成本高于其他客运车辆。因此,需要从设计制造、销售、注册登记、税费征收、日常运营等多个环节研究优惠扶持政策。同时,地方财政还应对中小学生乘坐校车予以补贴,减轻家庭负担。

  但政府提供校车和政府包办是两个概念,政府主导不完全等同政府提供所有的钱。首先校车使用的主体比较复杂,目前使用校车的主体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有一部分,再加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幼儿园。第二,涉及到公办与非公办教育的问题,政府公共财政只能支持公共服务对象,但是有一些幼儿园使用校车是为了吸引生源,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不是公共产品。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校车必须全部由政府提供。

此外,条例对校车使用许可、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等都做了专门规定。比如规定,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条件包括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责任等。校车驾驶人应当最近连续3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被记满分记录,无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记录,无犯罪记录等等。

  东方早报:财政投入不足是开展校车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谁来为校车买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说,安全绝不仅仅只是车好就行,“硬件”保障只是提高校车“安全系数”的一部分,校车监管、执法等高标准的运营管理,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周洪宇:2011年两会,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后来教育部有一份回复,其中提到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元,最后的结论认为,4500亿元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

校车安全网络需“共同织就”

  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占GDP比例4%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会有校车经费。

校车在我国起步较晚,包括责任主体的明晰,安全和管理服务等都比较滞后。对此,条例对政府部门的责任予以了明确界定,避免校车安全管理“权属不清、责任不明”。

  我们的建议稿认为,校车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多方筹措。原则上,东部发达地区,中央承担30%,地方承担70%;中部一般发达地方,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50%;西部欠发达地方,中央承担70%,地方承担30%。具体细则,由中央与地方协商后再定。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我国对义务教育实行属地管理,地方政府对本地教育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条例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负总责非常正确,也十分必要。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才能互相协助,共同为儿童营造‘安全的流动校舍’。”王敬波说。

  作为责任主体,政府首先要加大投入,同时还要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政府和民营机构可以合作,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多种力量总比一种力量好。目前湖北黄陂就是这样做的,一个地方的区教育局和街道办事处以及一家建筑企业共同筹资,同时又找了一家民营客运公司负责运营,政府对于运营费包括驾驶员的收入进行财政补贴,学生的负担还降低了。关键是解决学生上下学的问题,用什么方式都是可以考虑的。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条例规定既有牵头负责的责任主体,也有部门责任主体。一旦出现校车安全事故,就知道应该追究什么人的责任。

  东方早报:校车安全事故更多是发生在交通不便、边远贫穷的农村特别是山区,有媒体将原因之一指向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应怎么样兼顾提升教育质量和校车安全?

在明确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同时,条例明确规定,“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是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学生的监护人应当拒绝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学。”

  周洪宇: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纠结,我们调研的时候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希望恢复小学、初中甚至恢复教学点,但也有人强烈反对,觉得对孩子发展不利。

王敬波也认为,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问题,是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共同责任,而不是单方面的政府管理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安全的社会交通环境。

  既然有多种多样的诉求,那么要撤并或者是恢复都要征求当地主要的意见,如果当地老百姓不愿意恢复,政府就把路修好,并提供规范的校车;如果老百姓说先把安全问题解决了,这个也可以,要看当地的情况。在一些地广人稀,不适合校车运行的地区,可以考虑增设教学点和推广寄宿制学校。

“校车安全确实不是政府能够一揽子管理起来的事情,也要强化家庭责任。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比如家长发现超载等问题,就应该第一时间举报。这个责任是全社会应该承担的。”赵晓光说。

  谁为安全事故负责?

条例明确要求,县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网络平台,方便群众举报违反校车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职责的举报,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东方早报:校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应享有某些特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说:“学校老师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责任。家长和孩子享用校车服务的时候,要有安全责任意识。如果教育、交管、安监等部门能够真正各司其职切实承担起相应责任,老师、家长提高安全意识,全社会共同关注营造良好的校车交通环境,就能够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周洪宇:应该享有,比如只要校车停靠在路边上下乘客,校车旁边车辆都要停驶且保持车距。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觉避让校车。中国传统文化是老人优先,而发达国家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儿童优先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

  东方早报:校车安全涉及诸多部门,应当如何进行监管?

  周洪宇:校车安全的责任主体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教育部门包括学校,但这项工作涉及的面太广,还有其他责任主体包括公安、交通、财政、安监等部门。所以去年两会期间我提出来要建立一个能够统筹协调这项工作的专门机构,我原来主张由安监局牵头,不主张教育部门牵头。国务院法制办的条例把责任分得很明确,教育部门作为其中的一章。

  东方早报:你为什么不主张教育部门牵头?

  周洪宇:教育部门牵不了头。学校是消费部门,怎么能把消费部门当成责任主体呢?它就是被监管的对象,服务的对象。学校如果作为最主要的责任主体,它就会考虑这个事情我做不做,很多校长因为担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搞最好,做不好还有责任。结果出现前一段大家看到的情况,“上面不是要求吗,那我不开了”,这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学校自身的责任,学校的责任是在校内,校外的责任是协助,不是主体了。我们现在有《教育法》但是没有《学校法》,学校的职责边界没有划定清楚,学校就成了无限责任主体,其实学校是有限责任主体,学校最初是一个托管的职能,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的责任主体现在没有明确,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因此今年两会我提出来尽快制订出台《学校法》。

  “校车在行驶过程中应该享有特权,比如只要校车停靠在路边上下乘客,校车旁边车辆都要停驶且保持车距。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觉避让校车。”

分享到:

    更多信息请访问:新浪中小学教育频道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